在《静物》以及其它许多静物画中,塞尚在表现上所获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巴尔扎克的言语描述。对于塞尚来说,如同其他的前辈和后辈艺术家一样,静物的魅力显然在于,它所涉及的主题,也象风景或被画者那样是可以刻划和能够掌握的。
《静物》- 油画
在《静物》以及其它许多静物画中,塞尚在表现上所获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巴尔扎克的言语描述。对于塞尚来说,如同其他的前辈和后辈艺术家一样,静物的魅力显然在于,它所涉及的主题,也象风景或被画者那样是可以刻划和能够掌握的。塞尚仔细地安排了倾斜的苹果篮子和酒瓶,把另外一些苹果随便地散落在桌布形成的山峰之间,将盛有步糕点的盘子放在桌子后部,垂直地看也是桌子的一个顶点,在做完这些之后,他只是看个不停,一直看到所有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开始形成某种关系为止,这些关系就是最后的绘画基础。这些苹果使塞尚着了迷,这是因为散开物体的三度立体形式是最难控制的,也是难融汇进画面的更大整体中。为了达到目标,同时又保持单个物体的特征,他用小而偏平的笔触来调整那些圆形,使之变形或放松或打破轮廓线,从而在物体之间建立起空间的紧密关系,并且把它们当成色块统一起来。塞尚让酒瓶偏出了垂直线,弄扁并歪曲了盘子的透视,错动了桌布下桌子边缘的方向,这样,在保持真正面貌的幻觉的同时,他就把静物从它原来的环境中转移到绘画形式中的新环境里来了。在这个新环境里,不是物体的关系,而是存在于物体之间并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,变成为有意义的视觉体验。画完此画七十年之后的今天,当我们来看这幅画的时候,仍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一切微妙的东西,塞尚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取得了他的最后成果的。不过,我们现在能在不同的水平上领悟到他所达到的美了。他是绘画史上的一位伟大的造型者,伟大的色彩家和明察秋毫的观察家,也是一位思绪极为敏捷的人。
这幅静物象他的许多静物一样,也可以说是幅风景。赭色的前景、淡蓝的背景、桌布的“雪峰”以及散落在场景之中的苹果的偶然秩序,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联想起《埃斯泰克的海湾》或《圣?维克多山》的许多景色。他的人物习作,象《玩牌者》的各种稿本,使人想到他在绘画中追求厚重、封闭的建筑感。在《穿红背心的男孩》中,包围着空间的装饰帘子亦是如此。
1890年以后,塞尚的笔触变大,更具有抽象表现性。轮廓线也变得更破碎、更松弛。色彩飘浮在物体上,以保持独立于对象之外的自身的特征。这些倾向,导致了他临终前几年的那些奇妙的自由绘画。《圣?维克多山》就是这样一类绘画的杰作之一。笔触在这里起了优秀交响乐团里独奏家的作用。每个笔触都根据自身的作用,很得当存在于画面之中,但又服从于整体的和谐。这幅画里既有结构又有抒情味,人们可以看到,艺术家达到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、结构和色彩、自然和绘画的综合。它属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景画的伟大传统,然而,又象眼睛所看到的那样,它又被看成是个人知觉的极大积累。画家将这些分解成抽象的成分,重新组织成新型的绘画的真实。
历史评价
塞尚的画具有鲜明的特色。他强调绘画的纯粹性,重视绘画的形式构成。通过绘画,他要在自然表象之下发掘某种简单的形式,同时将眼见的散乱视象构成秩序化的图象。为此,他进行了一系列艺术探索。首先,他强调画中物象的明晰性与坚实感。他认为,倘若画中物象模糊不清,那么便无法寻求画面的构成意味。因此,他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忽视素描、把物象弄得朦胧不清的绘画语言。他立志要“将印象主义变得象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”。于是,他极力追求一种能塑造出鲜明、结实的形体的绘画语言。他作画常以黑色的线勾画物体的轮廊,甚至要将空气、河水、云雾等,都勾画出轮廓来。在他的画中,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物象,在清晰度上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来。这样处理,既与传统表现手法拉开距离,又为画面构成留下表现的余地。其次,他在创作中排除繁琐的细节描绘,而着力于对物象的简化、概括的处理。他曾说: “要用圆柱体、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。”他的作品中,景物描绘都很简约,而且富于几何意味。有人认为,这是由于他不擅长于精细描绘而采取的做法。然而,即使这种说法是事实,也说明他具有扬长避短的本领,从而在形式构成方面发挥出创造才能。其三,为了画面形式结构,他不惜牺牲客观的真实。他最早摆脱了千百年来西方艺术传统的再现法则对画家的限制。在塞尚画中,经常出现对客观造型的有意歪曲,如透视不准、人物变形等。他无意于再现自然。而他对自然物象的描绘,根本上是为了创造一种形与色构成的韵律。他曾说:“画家作画,至于它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,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,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,别无其他的。”
塞尚重视绘画的形式美,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秩序。这种追求其实在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早已出现。而塞尚始终对古典艺术抱着崇敬之情。他最崇拜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。他曾说:“我的目标是以自然为对象,画出普桑式的作品。”他力图使自己的画,达到普桑作品中那种绝妙的均衡和完美。他向着这方面,进行异常执着的追求,以致于对传统的再现法则不以为然。他走向极端,脱离了西方艺术的传统。正是如此,他被人们尊奉为“现代绘画之父”。